坐在罗荣桓元帅对面的是军委副主席彭老总，他们都是历经革命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，两人间的深厚情谊，比金子还要坚固，无需多言。
彭老总得知罗荣桓住院，专程来探望。本想带去温暖的问候，营造温馨氛围，可眼下的场景却透着几分沉重和安静。
罗荣桓元帅为何如此愤怒？这与彭老总有何关联？原来，彭老总受到罗元帅的批评，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？
军事事务全权由首长负责。罗帅得知此事后，恰逢彭老总前来探望，他当即表达了对这一安排的不同看法。
罗帅觉得这种制度不适合我军，若采纳，我们长期坚持的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”原则将丢失。
苏联与我国的制度有何不同，为何不适合我国？这与苏联早期的内战背景有关。两国国情差异大，不能简单照搬，需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制度。
那时，布尔什维克已掌控部分军事力量，包括原沙俄军队成员，他们带有旧军阀的影子。为统一思想并改善现状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相应措施。
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向部队派遣政工干部，目的是协助官兵转变思想，实现思想统一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真正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政委这一职位应运而生，后来传入我国。大革命时期，以新粤军为班底的国民革命军，在连级以上部队均设立了党代表。
这一职位通常由共产党员担任，作用与政委相同。土地革命后，毛主席决定保留该制度并改为政委制，同时要求党组织建在连队，以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。
政委职位极为关键，有时其作用甚至超越军队主官。政委负责思想建设，并承担制定重要战略决策的职责。
自抗战起，情况得到改变，军事指挥权回归军事主官，政委则专注于军队建设和解决战士们的日常生活问题。
战斗一打响，政委的作用就凸显了。若军事主管阵亡，政委必须接过指挥棒，领导战士们继续战斗，这正是“党指挥枪”原则的实际体现。
但从二战起，苏联为方便管理军队、提升作战效率，废除了政委制度，把相关权力都交给了军事指挥官，这就是之前提到的一长制。
彭德怀将军受苏联影响，提议军队实施某政策。罗荣桓元帅得知后非常焦急，但因病卧床，无法采取行动阻止彭将军的决定。
彭老总来访，罗帅直言不讳：“老总，您可能想差了。政委制度是我们的传统，体现军事民主。换成军长制，岂不是要抛弃‘党指挥枪’的原则？”
彭老总此刻沉默不语，似乎在反思罗帅提到的情况，心里琢磨着自己的提议是否欠妥。罗帅见状，便详细地为彭老总分析了一番。
彭德怀将军的指挥才能十分出色，他带领西北野战军巧妙作战，重创马家军，致其败退海外。同时，胡宗南的军队也被逼退，最终逃往了台湾。
除此之外，西北野战军几乎剿灭了他们的部队，仅少数被改编。那时，西北野战军与其他军队，统一由总司令和政委共同指挥管理。
彭德怀此时威望极高，因此军事事务基本由他一人决策。西北解放后，他的工作更加繁重，全权处理军事方面的各项事务。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彭老总被派往朝鲜，领导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。他不仅是志愿军的总司令，还兼任政委，军政大权集于一身，全面负责指挥作战。
朝鲜战争结束后，解放军着手完善军队制度。经过三年战斗，军队体制的维护和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。
彭德怀将军曾与苏联同事多年，苏联当时是我们的重要盟友，给予我们诸多援助。因此，他在会议上建议，我们可以借鉴苏联的制度模式。
彭德怀认为，苏联军队能击败希特勒和日本，这些事实充分显示了苏联军事制度的优越性。
最终，毛主席提出采用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战略，成功扭转了我党的不利局势。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与苏联存在显著差异。
另外，我军能根据当前军情制定合适的发展路径，即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，这一政策沿用至今，显然是我军发展的正确道路。
因此，我军不能盲目复制苏联制度，唯有符合我军实际情况、促进发展的制度才是良策，并非所有现成制度都适用。
我们应汲取苏联的优点，弥补自身不足，以促进我军发展。罗帅向彭老总传达此意后，彭老总意识到自己过于决断，决定立即回去修改自己的提案。
在会议上，彭老总坚决主张保留政委制度，坚持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”，选择一条符合我军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。
在罗帅和彭老总的坚持保护下，我军的这项政策得以延续至今。若非如此，我们可能会像越南那样，在探索道路上多经历许多曲折。
他们的革命付出让军队更强大，国家更富强。我们应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，接力前行，跑好自己这一棒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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